及相关问题与欧立德教授商榷新蒲京:,思想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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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文艺批评 | 汪荣祖:“中国”概念何以成为问题
——就“新清史”及相关问题与欧立德教授商榷

2016年10月22-23日,第四届“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文学院长江学者方维规教授召集并主持。本届会议主题为“变动的秩序,交错的文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邀请了包括葛兆光、欧立德在内,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新加坡、韩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15位知名学者参会。本届大会因其鲜明的主题,高质量的学术讨论,富于历史意识与现实关切的问题意识,吸引了近五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慕名前来。

编者按

会议议程分为高端对话和学术论坛两个部分。首日的高端对话在英东学术会堂进行,葛兆光教授与欧立德教授就“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这一主题发表演讲,他们围绕“什么是中国”、“如何理解中国”、“中国何以成为‘问题’”等议题,展开了关于历史/现实,内/外,中国/世界的学术思辨与对话。其后,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荣誉教授、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汪荣祖和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乌•额•宝力格教授,分别对两位学者的发言加以精湛点评。

2016年10月22-23日第四届“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会议主题为“变动的秩序,交错的文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在这次会议上,争论多年的“新清史”争论再起波澜,代表人物欧立德教授与汪荣祖教授当面交锋,就“新清史”主要观点与“汉化”“帝国”等概念进行商榷,碰撞出激烈的思想火花,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相关认识。为了促进学术争鸣,全面呈现相关讨论,文艺批评将欧立德、汪荣祖两位学者的争论(《当我们谈“帝国”时,我们谈些什么——话语、方法与概念考古》《“中国”概念何以成为问题——就“新清史”及相关问题与欧立德教授商榷》)以及汪晖教授《帝国和帝国主义概念的区分十分重要》一文连续推送,以深化对“帝国”话语概念的理解。

葛兆光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在东亚和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是享誉海内外的思想史名家。在其题为《历史中国之“内”与“外”——有关“中国”/“周边”概念的再澄清》的发言中,他总结了有关“中国”的问题化思考如何在北宋、晚清与当代中国展开,并点明此种思考背后反映的焦虑意识。对这一问题的追索关涉中国的疆域问题,即中国自秦汉形成的核心政治文化共同体与变动不居的边疆地区之间的关系,由此,他强调当代对“内”/“外”问题的关注,一方面是对抗战后逐渐成型、以现代中国的空间回溯历史中国这一主流观念的回应,另一方面,对该问题的廓清也将对如何重思“多元一体”、如何书写民族史、如何面对迅速发展的中国在国际环境中遭遇不快等问题提供历史资源。

本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欧立德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马克•施瓦茨讲席教授,长期致力于清史和满蒙民族史研究,是闻名世界的中国史和内亚史专家。在题为《当我们谈帝国时,我们谈些什么》的演讲中,他从概念考古的方法论出发,考察“帝国”这一概念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位置。回顾百年来中国话语中“帝国”一词的意涵,从二十世纪初以“帝国主义”的词汇形式出现,到近二十年来开始以“帝国”解说中国元明清时期历史的趋向,欧立德教授提出,“帝国”应被视为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词汇。近年来新帝国史研究兴起,它不仅关注政治、经济层面的问题,并将对帝国内部思想与结构的理解,进一步拓展到主权、文化、法律等维度,并查考帝国之后,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现代国家的建构。他认为,这一全球史视野下的新帝国史研究中应该有中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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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点环节中,宝力格教授简要回溯了蒙古自元代以来在“内”/“外”之间不断游动的历史状态,他从自身成长于内蒙古的环境与多年海外执教经历出发,指出,相较于葛兆光教授所提的“内”/“外”范畴,他对游动边界的感知更具有相对化的“中间地带”意味,可谓吸引力与张力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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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教授与欧立德教授为代表的“新清史”学派早有几番切磋,此次他的回应从“什么是中国”何以成为问题谈起,认为中国疆域历经两千余年伸缩变化,这一具有高度复杂性的历史过程本身即内蕴着讨论“中国”问题的难题性,这与美国经两三百年就实现大体稳定的状况不同。同时,西方概念与中国古代中“国”的意义也不相同,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将中国人等同于汉人,还是将明清王朝更替解释为殖民行为,都有不恰切之处。

汪荣祖教授

在对话人互评环节中,四位学者就若干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回答了在场观众的提问,其中,围绕“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研究、“新清史”讨论中核心的“汉化”问题,四位学者从不同维度与立场出发加以研讨,将会议的思辨性推向新的维度。

“中国”概念何以成为问题

次日在京师大厦第六会议厅举行的学术论坛中,与会的15位学者以圆桌讨论的形式,围绕会议主题开展讨论。他们各抒己见,有的发言基于对特定文献的细读、比照与查考,追溯“中国”话语在特定时代的位置及其相应的历史需要;有的从宏观视野出发,提炼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国家转型;有的从少数民族与边疆地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角度,从历史中汲取处理内/外、中心/周边、普遍/特殊关系的经验。尽管具体的学科规范、研究对象、方法论有所不同,但学者之间共享着相同的问题感,即突破囿于单一学科意识与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桎梏,探索更具创造性的学术生产方式,来理解“中国”意识的历史构成与现实张力。

——就“新清史”及相关问题与欧立德教授商榷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甘怀真教授通过简要回顾唐以前中国内外制度的变化,重思唐律中的“化之内外说”,认为其是四世纪以来胡族国家运动带来的基层社会身份一体化的结果。尽管仍沿用既有儒家教化理论为判准,且基层社会仍充满多样的族群文化,但在制度上、身份上已无中国人与四夷人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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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李焯然教授基于对《世史正纲》、《大越史记全书》等域内外历史文献的解读,对史籍中的天下、中国、内外、华夷等概念加以梳理,并指出对这些概念的辨明是理解历史中国和周边各国、甚至东亚国际关系的重要课题。而在古为今用的同时,如何反思自身所处环境与政治立场的影响,是历史研究者都需应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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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结合多年深入西部地区考察的实证经验,指出,把握当代中国西部地区的核心议题是认同问题。而当下历史教科书编纂的认识论前提是“中原王朝史观”,造成的结果是,西部地区青年对本地区民族情况、政权沿革、历史人物不甚了解。他提出应从当前中国国家疆域版图的范围出发,讨论、研究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全部历史事件。

“中国”何以成为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罗新教授提出,目前较主流的历史表述认为“五胡乱华”导致了由汉至唐近四百年的政治动荡、社会变化,但二者是否果真构成因果关系,现代史学对以内亚人群为主导的十六国北朝研究是否完备,他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尽管建立起一套新的历史表述仍须时日,但历史学家的职责是破除既有迷思,中止对历史的误读与滥用。

欧立德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四届“思想与方法”高端论坛上提到“什么是中国,中国是什么”。我对这个问题有点意外,因为中国现代学者研究中国,从梁启超开始,超过一个世纪;在美国费正清开始带领研究中国,也超过半个多世纪,各自研究中国的方方面面,并没有认为“中国”概念是一个问题。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冯锦荣教授以《东西洋航海图》、《坤舆万国全图》及《皇舆全览图》这三部东亚地理舆图绘制史上的珍贵实物为中心,对其画面要素进行细致读解,兼以考察其诞生所依托的测绘仪器条件,结合其时文献记载的史实,图文并茂地呈现了地理舆图视域中的东亚图景。

欧立德教授(简称欧教授,下同)提到的现代中国学者,从梁启超、章太炎、顾颉刚、傅斯年、范文澜和钱穆等人的著作中,我也看不出他们在“寻找”什么是“中国”、“中国”是什么,并没有认为这是问题,因为他们视为当然,中国就是中国。现在国外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葛兆光教授觉得问题严重,出版了《宅兹中国》这本论文集,想讲清楚、说明白。其实从文献看,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自称是中国,到清朝的康熙皇帝在其满文遗诏里,也自称是中国的皇帝。中国的历代皇帝应该很清楚知道什么是中国。

美国阿克伦大学历史系赵刚教授首先立足对《皇朝文献通考》的读解、分析,以汉化、胡化、近代化、全球化四个关键词,总结乾隆盛世时期清官方对多民族帝国大一统话语的重构。此后,他在肯定“新清史”的学术贡献之外,对之若干观点提出商榷与质疑。他认为,“新清史”继承了“汉化论”的本质主义观点,未能深入把握中国汉地儒家社会孕育的、超越族群界限的王朝认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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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对“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提法提出商榷,认为此种“从历史中拯救民族国家”的尝试将妨碍对真实历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他进一步结合实例指出,历史叙事与历史话语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动力,为历史的求真设置了难题,这是历史研究者需自我警醒的。

葛兆光《宅兹中国》

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崔溶澈教授在中国明清交替的历史语境中,观照长期接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如何应对新的国际秩序变化,并从中孕育“小中华意识”。这一深受宋明朱子理学影响的意识,不仅支持着其时朝鲜文人在观念上坚守纯粹的中华传统,而且在实践上通过直言上疏、义兵抗日、编纂并刊行《华东纲目》等活动来拯救朝鲜自身的危机。

中华书局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波波娃教授聚焦于对中俄关系历史文化特性的研究,她提出,中国和俄罗斯的相互关系属混合文化型国家关系,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形成于欧洲的“水平”坐标传统,而中国传统则是“垂直”坐标,这造成了两国在17-19世纪开展交往时不同的历史感觉,而这一问题对现时的历史材料解读同样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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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宝力格教授关注蒙古在中国“大国崛起”话语、中国人自我意识发展中的新位置。通过追溯蒙古国与中国在二战后的国际地位与历史表现,他认为,中国近年来在抗战问题上的“和平论”有其正面性,但也有屏蔽历史记忆的一面,而后者则牵涉历史上中原与北方的冲突、现实民族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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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李怀印教授注目于“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议题,他从地缘政治环境、财政-军事构造、政治认同三个因素分析清朝以降至二十世纪间,“中国”在疆域、族群、国家形态层面上具有的连续性,对之加以历史化查考,将有助于提炼有别于西方国家建造的历史经验。

何尊铭文拓片上的

在总结发言中,本次学术会议的组织者方维规教授简要回溯了“Nation”概念及其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位置,由此对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no
Chinese
nation”的命题加以反驳。他指出,“Nation”概念既非天生,也非一成不变,它是历史发展与积累的结果,而“情感”及其背后反映的认同问题,是讨论民族问题时非常重要的范畴。与此同时,他肯定了本届会议的与会学者经由各抒己见,在历史材料的发掘、文献的问题化阐释、多学科领域研究思路的充分整合等方面,所作的卓有成效的探索。通过反复的研讨与辩难,对于特定历史过程及其“中国”意识的理解空间得以撑开。因此,组织此次高端对话与学术论坛,对于反思与回应现代中国认同焦虑的核心“什么是中国?”“如何重做中国人?”便更具有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双重意义。

“宅兹中国”

作为“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的第四届,此次会议充分吸收过去三届会议的成功经验,一如既往地坚持小规模、高水平、高学术含金量的办会风格,以做学问的态度办学术会议,获得与会学者与学界内外的广泛赞誉,又因其话题的犀利性、碰撞性而在举办前后引发极大的社会反响,堪称一场让人眼界大开的国际学术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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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提出“什么是中国”?而没有人会去追究
“什么是美国”呢?中国的疆域是经过两三千年的演变而形成的,而美国只经过二三百年就从十三州发展到今天横跨两洋的国土。时间上虽然差别甚大,但这两个国家的地理或空间,同样在改变。中国疆域演变的时间很长,所以葛兆光教授讲中国历史疆域起伏较多。欧教授要谈“何处才是中国(the
proper limits of
China)”,这是在谈历史疆域。各国都存在历史上疆域的演变。所以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把演变到今天的过程说明清楚,这是个历史变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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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另一主因是西方人,不仅仅是欧教授,一直坚持把中国人等同汉人,他们心目中的“Chinese”,就是汉人,所以满人、藏人、维吾尔人都不是
Chinese。但是中国和美国一样是多民族国家,而中国成为多民族的国家并不是近现代的事,自古以来在中国的疆域内,经常存在多民族的交涉、交战、交融的过程,如史家陈寅恪笔下胡人的汉化与汉人的胡化。事实上,今日所谓的汉人,已是多民族融合后的产物,而非一种血缘。诚如葛兆光教授提到,现代的民族国家大都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即使日本也有少数民族。但欧教授坚持满人不是中国人,在他英文版《乾隆传》里,直白地说“乾隆是一个非中国人的中国皇帝(Qianlong
is a non-Chinese ruler of
China)”。然而在中文版里却悄悄改为乾隆不是中国的汉人皇帝,瞒过了中文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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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教授说乾隆不是中国人,但甘德星的研究指出:乾隆平定台湾的林爽文后,曾立满汉文十碑,汉文碑出自御笔,而满文碑译自汉文,颇多错误,显非原本,更非御笔,更进而证明乾隆是一极为汉化的中国皇帝,其立碑之举已反映其中国大一统思维,以“碑石性”彰显政治意涵。甘氏就实地实物,将满汉文并列,极有力反驳了乾隆非中国皇帝之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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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台湾林爽文后乾隆立的满汉文十碑

欧教授既然不把满人视为中国人,所以满清入关就是征服了中国,成了洋人喜说的“征服朝代(con-quest
dynasty)”。用“征服”未尝不可,满清入关当然征服了当时的明朝,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很少有不用军事征服而成事的。但是欧教授心目中的征服是外国人征服中国,就像现代强权征服另外一个国家,将之并吞。这是比拟不伦。历史事实是:清兵入关是要跟明朝争中国之天下。所有中国少数民族入主中国以后,都是在争中国之天下,以统治中国。

我在点评欧教授的发言时,即当面指出满人和“满洲”这块地方对关内而言,并不陌生,不能视为域外,说不上是所谓的“异域(alien)”,因关内、外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按照史实,“满洲”的族类叫女真,女真族类,计有百余,主要有三:(一)建州女真;(二)海西女真;(三)野人女真。又有生女真与熟女真之分,熟女真几已汉化。“满洲”的发祥地主要是建州,建州到清朝成为兴京,也是爱新觉罗氏祖先发迹之地。

再从历史来看,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燕国将领秦开曾经击破东胡,设置了辽东和辽西两郡,辽东延伸到了朝鲜,辽西就是今天的锦州一带。汉武帝也设立了乐浪郡,就是今天朝鲜的平安道一带;汉朝的玄菟就是清代的东边道,位于兴京之东,长白山东偏的地方。明朝初年设立了辽东都指挥使司,其下设有卫所,也有学校、教官。都司的东北为兴京,就是汉代的玄菟郡、辽东诸郡。明将熊廷弼跟努尔哈赤相持在沈阳、广宁。广宁,就在今天锦州的东北。当地人一样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明成祖永乐皇帝(1403-1424)设奴儿干都司,统辖建州、海西诸郡。清朝曾在黑龙江发现奴儿干都司碑,可以证实明朝统治势力不但到辽东,还扩展到吉林、黑龙江。

明宣宗(1426-
1435)时,曾在吉林的松花江边建了个造船厂,所以清代有人称吉林为“船厂”。这段历史可以证明满人和“满洲”对明朝人来说,绝非陌生的异域。在明代,不仅是辽东,即使吉林、黑龙江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至于人口,据章太炎的考证,在明朝时,辽东的汉人已经有四、五百万人之多,到了清末,增加到三千万,而满人不到一百万。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时,纯正的满人最多只有数十万,许多满人已经掺杂了蒙古、朝鲜以及汉人血脉。入主中原以后,很多满人随之入关,经过两百年之后,到现在纯粹的满人已经非常之少。二战前日本人曾说满人有五百万,显然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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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警入跸图》,中华民族的珍贵国宝。《出警图》绘皇帝骑马,由陆路出京,《入跸图》画皇帝坐船,走水路还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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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回顾历史,中国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多民族之间的战争、和平、融合,不断在进行,经过三千年的演变,逐渐形成现代的中国,斯乃历史发展的事实。我们注意到,罗马帝国崩溃后一去不返,逐渐形成许多民族国家,而中国的疆域不下于欧洲,何以在中国各民族经几千年都没有形成多个民族国家,关键之一即在汉字。
因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入侵或入主中国的少数民族只好识汉字、习汉文,久而汉化。如果中国也用拼音文字,用自己的口语拼成文字,可能也会像欧洲一样,形成列国之势。所以中国虽屡经分裂而总归统一是历史文化所形成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并不一样。

对于汉化,包括欧立德在内的新清史学者均攻击不遗余力,已故何炳棣教授因而有“维护汉化”之举,并非如欧教授所说,中国学者只想谈汉化。在讲稿完整译本里,欧教授还说:“如果中国的史学家只想谈论汉化,那么其他人,比如一个研究诺曼王朝时期英国的学者,或者一个研究莫卧儿帝国时期印度的学者,该如何参与对话?有谁关心他们能否参与对话吗?我们中国学学人是否只有和同领域的人说话才感到开心?”这是很奇怪的假设。中国的史学家只想谈汉化吗?事实是因为有人否定汉化,汉化才成为议题。必须指出:汉化不是一种主张,也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少数民族汉化和汉人胡化,陈寅恪不仅讲过,而且强调此一史实,其结果是都成为中国人。

北魏孝文帝造孔庙,称孔子为圣人,全面推行汉化政策;金朝追封孟子为邹国公;元朝建立更大的孔庙,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教材,元朝的蒙古人统治者是在做中国的皇帝,死后用中国的庙号,仅名义上是大蒙古的一部分;清朝入关之后,取代了明朝的政权,清代皇帝也取代明代皇帝成为中国的皇帝。清朝比明朝更为尊崇孔子,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就颁发《御制资政要览》给各级臣工,在序言中明言要当中国的帝王而非八旗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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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朕惟帝王为政,贤哲修身莫不本于德。”内容充满讲究德行的儒家色彩。“每篇贯以大义,联以文词,于忠臣孝子,贤人廉吏略举事迹。”通晓满文的甘德星,利用四个满文遗诏,指出康熙确实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皇帝。雍正皇帝亦复如此,我在点评时当场指出欧教授在英文讲稿中误读了雍正,他说:“假如满洲人这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那雍正皇帝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发表长篇大论的《大义觉迷录》,来昭告每一个人?”我指出: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主要意思有二:一是要排除他取得皇位的不正当性,极力驳斥他失德的谣言。当时有出自他兄弟的流言,说本来康熙要传位给十四子,他涂改遗诏为第四子而继位。

他为何要澄清夺位的谣言?因为有德者为君才合乎儒家仁德的理想。他要符合儒家伦理的正当性和皇位的正统,否则就成为篡位。第二是要强调“华夷一家”,来论证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他讲得如此明白:满汉之异,犹如鄂湘人籍贯之不同。所以他的目的正是要消除欧教授所主张的“ethnic
character(种族特性)”,这样清政府才能够成为中国的朝廷,拥有合法性。他认为谁主天下,是“有德者即有其位”。当时我还把《大义觉迷录》中最重要的一段念给大家听“: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
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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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雍正明说要为天下君,要做合法的中国皇帝。假如他不认同中国,又从何说起呢?
遗憾的是,欧教授在完整的译本里坚持原观点“:如果
满人真是如此‘中国人’,那雍正为何从一开始就殚精竭虑,试图通过写作和出版这本书向世人证明这件事
呢?”请问雍正要向世人证明什么啊?乾隆皇帝更经常亲往曲阜常住并祭拜,尊孔极矣。清末的慈禧太后主政四十余年,权力无双,却不敢像武则天帝制自为,应与儒教伦理的牵制,大有关系。

所以清朝的汉化,从中国历史看,一脉相承,并非新鲜事。汉化这
一事实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又如何动摇得了呢?新清史承袭前人“内陆亚洲”理论,好像开拓了清史研究的视野,然其刻意想要以内陆取代中原,极力去汉
脱中,不免轻重本末倒置,颠倒了内外以及中心与周边的现实。大英帝国的“内”不会不是英伦三岛,美国史家也不会从印第安人的视野来写美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