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学林新语

◎空气动力学家陆士嘉先生先后就学于北师大物理系和德国哥廷根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北京航空学院。1980年中国科学院增补学部委员,两轮酝酿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都有北航陆士嘉先生。但陆先生坚持认为“自己回国多年来研究工作不多,岁数大,身体又不好,宜将机会让给杰出的中年科学家,否则对我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不利。”并亲自写信给中国科学院领导恳求删去她的名字。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的父亲临终时问。斯年之后,这也成了梁漱溟之问。他一生始终在问两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中国向何处去?今年10月18日,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

◎数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闵嗣鹤一生遵循的座右铭是:能受苦方为志士,肯吃亏不是痴人。

梁漱溟这个名字属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他年少便名满京华,却断然辞去北大教职,投身乡村建设。虽以文化创造为务,却为救国九死一生各方周旋。纯粹地活着,成全了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世界。

◎抗战时期,辅仁大学留在沦陷区的北平,学校经费不足,《辅仁学志》将要停刊。陈垣等几位老先生相约在《辅仁学志》上发表文章不收稿费。陈先生说:“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它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

辛亥革命后,政局愈发不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究竟该何去何从。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环绕着中国出路问题,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一场东西方文化论战———新文化运动,其规模之大、触及问题之深和延续时间之长实属近代文化史上空前。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巨人,如鲁迅等,剑尖矛头直指封建伦理道德,猛烈抨击孔孟学说。新文化的势头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尽管还有些遗老死命撑着,“孔家店”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盛行几千年的儒学虽说还没有沦落为过街老鼠,但在大多数人,尤其年青人眼里已经成了可笑的小丑。

◎中国近代工程学家刘仙洲,曾引用《春秋公羊传》上的一句话来对工科作定义:“巧心劳力成器物曰工。”刘先生因此进一步提出在工科高等院校中应该工科和理科合一的工程教育主张。

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来到北大授课。刚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长室,当着当时在场的陈独秀的面问校长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突然,犹豫了一阵才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漱溟正色道:“我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4年后,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全力发挥孔子思想,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

◎语言学家罗常培年轻时学过速记,一分钟能记140个字。在国会两院速记议员们的讲话,议员们操各省方言和蓝青官话,这就迫使罗认真学习方言。

来到北大那年,他不过24岁,绝对算是青年。

◎梁漱溟在八九岁时,自己积蓄得一小串钱,常挂在身边玩。有一天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家人吵闹,终不可得。隔天,其父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心知是梁漱溟自己遗忘。他不斥责,亦不喊梁来看,却铺纸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说他有一小儿自己将钱挂在树上,却到处寻问,吵闹不休。如此糊涂,真不应该。写完后交与漱溟看,亦不作声。漱溟跑去一探即得,随后不禁自愧,追悔自己的举动。

从父亲那里遗传来不从俗的性格和对天下事的责任感

其实早在儿童时,梁漱溟便已经形成了对主流意识有自己独特认识,决不肯随便附和的性格。他作文喜好翻案,“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跟着还有一句:“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这种性格来自于他对父亲梁济的遗传。梁济一生始终是个异类。朝廷守旧之时便已经醉心西学,鼓吹革新立宪,批判传统文化;等辛亥成功清廷真个退了位,新政当道,倒立志为清朝殉节;张勋想复辟,又不以为然,极力劝阻;复辟失败了,却致信张勋以死节相励———张勋才没有活得不耐烦呢,拍拍屁股跑到荷兰使馆避难去了。于是,他自己投了湖。遗书是这样写的:“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

或者,一生矛盾的梁济自杀并不是殉清,因为他多次说过拥护共和;而是一种绝望,对时局、对政见、对新旧学———对人生的绝望;左冲右突一生,却仍然看不清道路的绝望。当时很多人都已经看出殉清背后这更重大的意义,包括新派陈独秀、徐志摩等人在内,都感叹,他这是为了沦丧的道德殉节,确切说,是殉道。

梁济认为,目前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于是,投了湖。

梁漱溟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不仅仅是不从俗的性格,更多的还是对天下事的责任感:“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这充分表现了他的骨子里被深深烙上了儒家大丈夫当“兼济天下”的烙印。

世态丑恶清楚摆在他眼前,引起他对人生的厌倦和憎恶

后来梁漱溟这样写道:在父亲的感召下,“使我幼稚底心灵隐然萌动着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

这种责任感随着梁漱溟的成长一日日加强,使他小小脑袋中充满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大命题,他写到:“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父子是如此的相似,梁漱溟一度也想过自杀。

1912年6月底,梁漱溟病痛多年的母亲终于得到了解脱,至亲的逝去再次诱发了蕴藏在梁漱溟心底多时的魔障———他开始暗暗筹划着离开这个人世。他说那时想自杀的原因是“要强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讨厌自己;此原故是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起了自杀念头,只因发觉自己的力量太小,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竟然无法使出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力气。

这其实是每个刚走上社会的年青人都经历过的理想幻灭阶段,然而相比普通人,这打击对从小就立志做圣贤的梁漱溟却格外沉重。同时他的第一份职业———记者,又把这种幻灭真真切切地放大了很多倍,把整个世态的丑恶清清楚楚地摆放在他眼前。他回忆说:做记者期间“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尽不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最苦闷之时,二十岁的梁漱溟颓然跪倒于释迦脚下。但从小形成的社会责任感时时刺激着这个年青人的心,他并不能做到心如止水绝缘红尘。禅房中,有的不仅仅只是佛经,百家着作堆了一地———漱溟还是未能忘怀世事,还是致全身心之力为这板荡的人世寻找着药方。甚至可以说这种心情越来越急迫,尤其是1916年南下湖南一行,正值兵燹,沿途触目惊心,百姓苦不堪言,漱溟慨然提笔,做《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热血重新沸腾起来。文中他写道:“今日之宇内更无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国之枢机者不在秉钧之当局,而在吾曹!”看来,他已经调整好了心态,准备挽起袖子救济苍生了。